胡惟庸邀请到家中饮酒，朱元璋途中突然改变主意，下令将胡惟庸全家满门抄斩
1355年寒冬，长江两岸炮声阵阵，乌云压城。一个赤脚少年裹着破棉袄，顶着寒风给寺里讨饭，他叫朱重八。村人低声议论：“那孩子命苦，父母才下葬，就出来讨活路了。”谁也没想到，数年后，他会改名朱元璋，把乱世推向另一种秩序。
饥荒、兵灾、苛捐杂税，逼出了一波波流民。红巾军举旗时，朱元璋只是其中一名渺小的和尚乞儿。可他能熬夜记账，能跋涉千里，也能在断炊日子里把一碗稀粥掰成四份分给兄弟。军中旧将回忆：“他不多话，只会盯着火堆发呆，像在琢磨什么大事。”十余年拼杀，朱元璋从一支义军头领成长为江南霸主，南京城头的龙旗，宣告元廷气数已尽。
就在扩军西征的间隙，朱元璋在濠州驿站见到一个面黄却眼神锐利的“先生”。此人自称胡惟庸，说自己略通星象术，掐指一算，“将军印堂紫气腾腾，真龙在天。”朱元璋轻描淡写回道：“若真有此命，还少不了与你一杯浊酒。”这番话铺下二人缘分的底子。
建国后，朱元璋把胡惟庸推到左丞相之位。那时的中书省仍掌天下文武之枢纽，六部大印要先过宰相之手。胡惟庸懂得讨好，也懂得用人；很快，江南的盐政、北方的粮道、京城的巡捕，几乎都成了他一声令下的领域。御史台多次上疏：“相权过盛，请皇上裁抑。”可圣旨一直压在案头，没立刻批示。
细看制度就明白朱元璋的犹豫。大明初立，人心未定，需要有人打理庶务以稳大局。可等到边疆渐定，他那股与生俱来的警觉又冒了头。圣旨、奏折从地方到京城要过胡惟庸手，信息被层层过滤。有人悄悄提醒：“如此下去，朝廷恐生枝节。”朱元璋表面上不动声色，实际上已命锦衣卫暗查丞相府大小动静。
1379年腊月，胡惟庸递上请柬，请皇帝临府观赏“祥瑞瑞芝”，再饮一杯。那张帖子字迹遒劲，却像一张伏线。赴宴当日，御街两侧陌生弓手骤增；随驾太监杨宪俯身低语：“陛下，胡府的抬梁都换了新兵。”朱元璋挑眉问：“可是庐州兵？”杨宪只答一句：“多是岭南口音。”话音未落，马车已掉头，他们借口“览狩城西”，实则放出探子从侧门潜入胡宅。
夜色降临，胡府灯火通明，暗巷却潜伏刀斧手。探子点燃信号箭，一瞬间火光划破天幕，金吾卫与锦衣卫分三路闯入。庭院里杯盘碎裂，侍宴的乐工纷纷跪地，胡惟庸尚未来得及解下紫袍，已被按倒在石阶。城门同时封闭，党羽名册早在几月前便被记录在案，当夜就有数十人被缚。
审讯过程中，胡惟庸辩解：“臣无异志。”朱元璋冷声反问：“无异志，何来伏兵？”这句质问成为胡氏末日的钟声。翌年正月，胡惟庸一家及其党人两万余口被处死，连坐功臣二十八员。自此，中书省撤销，六部奏事直接面对皇帝，丞相一职被永久收入史册。
看似血雨腥风，其实暗合制度更迭的节拍。宋元以来，宰相掌枢机，皇帝与相权既分又合；而战争出身的朱元璋更信悍兵、暗探与个人判断。胡惟庸案提供了名正言顺的理由：既然相权可能生变，那就干脆让皇帝亲揽其事。此后，明廷设立内阁辅政，却无正式官衔，权柄系于“票拟”二字，终归皇帝手里。
这一变局固然堵住了权臣篡权的缝隙，却也让君主的性情与健康成为政务能否运转的关键。嘉靖年间的“大学士批红”与万历朝的“国本之争”，都与此种高度个人化的权力结构脱不开干系。当初废相的逻辑是削藩节制，如今看来，也铸就了另一种掣肘：一旦皇帝懈怠，天下无人拍板。
朱元璋铁腕平定内忧外患，胡惟庸案只是他众多雷霆手段里最醒目的一次。透过那场被叫作“酒宴”的短兵相接，可以读到两个新生政权的纠葛——个人的胆识与猜忌交织，制度的缝隙与补漏并存。明初的天空自此澄明，却留下重如磐石的皇权，也留下后人反复评说的伏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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